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主管
摘要：融合与分化是二战后欧洲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对关键词，这既可以从*治、经济和社会角度去拆解，也可以从“中心-外围”结构去理解。在一体化的次序上，地缘*治因素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核心国期望以经济和货币的一体化推动*治协同。结构上，将融合分为三个层次——德国、欧元区、全球，和三个时间节点——年两德统一、年IT泡沫和00年欧债危机进行考察，更有助于理解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关系。70-80年代，德国和日本在应对汇率升值的挑战上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德国统一使德国负重前行，充当“欧洲病夫”十五载。IT泡沫之后，德国的内*改革与欧元区外围国家的经济扩张使德国蜕变为欧洲之星，但外围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却愈演愈烈，*府和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扩张难以持续。欧债危机之后，外围国似乎在复制德国0年前的结构调整路径，欧元区内部国际收支关系趋于平衡，“欧猪五国”财*收支持续改善，去杠杆和化解泡沫成效显著，私人非金融部门现金流量关系趋于合理，但同时，欧元区对外的国际收支却变得更加不平衡。在当前的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包揽”其他经济体过剩储蓄（或产能）的现象难有本质上改变，美国无法通过单边或双边方案解决自身的失衡问题。只有通过多边的方式，通过赤字国与盈余方合作的方式，才能够实现全球均衡发展。融合（或一体化）与分化是二战后欧洲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对关键词。无论是两德统一，还是欧元区的设立，地缘*治因素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经济次之。前者事关生存，后者事关福利，*治优先级高于经济无可厚非，但当前欧元区所面临的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的困境恰恰是由于*治一体化“拖后腿”才出现的。
两德融合是欧元区融合的缩影，欧债危机之后，欧元区的再融合正在复制德国经验。年月，柏林墙倒塌，至年6月，两德在移民、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壁垒已基本消除。两德以超预期的速度顺利实现统一，但其在货币汇率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选择对经济的负效应从90年代初便开始显现，直到年前后，因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德国经济才转向积极的一面。年IT泡沫的破裂对德国经济的打击尤为显著，德国私营部门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阶段（Koo，05；09）。为应对衰退，德国启动劳动市场改革，增强工作与工资弹性，欧央行开启降息周期。由于外围国家受到科技泡沫的冲击较弱，各国内部调整的方式也有显著差异，德国和外围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周期出现错位：由于内需受到抑制，德国经常账户顺差不断扩大，信用扩张速度显著慢于欧元区整体。外围国家正好相反，房地产泡沫愈演愈烈，财*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最终爆发了欧债危机和银行危机。
有意思的是，从00年开始推动“财*一体化”开始，欧元区外围国在调结构方面似乎在复制德国的路径：消费和投资受到压抑；财*收支趋于平衡；就业保障的下降和不平等问题加剧等。早在0年前后，欧元区整体上就实现了经常账户顺差，并持续至今。德国与欧元区其它国家的贸易也基本实现平衡。将欧元区孤立起来看，调结构是成功的，但却是以本区域的经济停滞和其它地区——尤其是美国的失衡为代价的。随着欧元区各国各项经济指标的收敛，欧元区经济或已经准备好重启。但是，全球失衡的调整远未结束。
当下，中国对外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中美关系的转变和脱钩的演变，故学术界和舆论界并没有给予欧洲应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