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农民工开微博称要留住重病女儿
2011年11月，汪正年和彭双芹刚刚得知女儿患上重病 王辰摄
天还没亮，屋里只有一只灯泡带来的昏*光线。24岁的妻子彭双芹摊开一件粉红色的小棉袄，仔细地放在火盆边烘去潮气，然后把它穿在不满半岁的女儿身上。32岁的丈夫汪正年蹲在门口，呼噜噜地吃着一碗清汤面条。
这是正月十五的清晨。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的这个家庭却没什么过节的味道。汪正年将熟睡的女儿放进背篓，又盖上一层花毛毯。随后，他从卧室里取出家中最后一笔钱——4张百元纸币，小心翼翼地展平，放进自己破旧的黑色钱夹。
汪家小女儿名叫“树琳”，出生没多久，就被查出患有重度地中海贫血。如果不能获得有效治疗，她很可能在幼年夭折。
这种需造血干细胞移植才有可能根治的病，彻底打垮了这个脆弱的农民工家庭。为了“或许能更多报销”的医疗保险，在广东肇庆打工的汪正年夫妻带着女儿回到大山里的老家。干细胞移植的花费是“天文的数字”，眼下，树琳只能靠输血暂时缓解病情。每个月两三次输血，要耗掉1000多元，这个家庭很快就被一袋袋的鲜血拖垮了，“像水洗过一样”。
[1][2][3][4]下一页汪正年夫妇背着小女儿下山治病 赵涵漠摄
随之垮掉的，是汪正年“很大的愿望”。自打16岁小学毕业后，他就离开寨子，进入城市打工。这个80后如今会用手机发微博，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也会在与人道别时用英语说一句“Bye-bye”。他曾经梦想着攒下一笔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开个家具厂，“这辈子不用再给别人打工”。
但眼下，汪正年明白，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一家人的日子，可能就这样被困在连汽车也无法开到的寨子里，“过一天算一天了”。
上午8点，夫妻俩背着女儿出发了。山路在悬崖边上，一些地方仅有双脚宽，一路都是陡坡。再穿过布满石头的河滩，经过龙川河，然后，他们才能挤上半小时一趟的小公共汽车，最终到达县医院。
冬雨下了一整夜，他们的鞋子很快就被*泥糊住了，山路上只有两人“吧唧吧唧”的脚步声。
杀不起猪的新年
汪家祖祖辈辈都住在山里。从山脚望上去，人们看不见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寨子。而从汪家的院子望下去，是一层又一层山坡，山脚宽阔的公路看起来就像条白丝线似地挂在尽头。
汪正年夫妇和两个女儿，与60多岁的父母住在一起。那是一间上世纪80年代盖起的老房子，青黑砖墙填满了木头框架。“现在，没人修这种房子了，家家都要修砖房。”汪正年站在院子里说。他头发蓬乱，深蓝色西装外套上的灰泥掸也掸不掉。
前一页[1][2][3][4]下一页汪正年夫妇在家中 赵涵漠摄
去年10月底，树琳被确诊为重度地中海贫血。因为时不时就要送孩子去医院，汪正年已经没法在离他们村10多公里的县城找份稳定的工作。而如果只是守着田地耕种，农作物的收成仅能维持寒酸的日常生活。
这个打得一手好家具的年轻人开始“卖力气”。
从贵阳通向石阡的高速公路正在山下不远处施工，这意味着原本8个多小时的路程可以大大缩减。有时，天还没亮，汪正年就和亲戚们约在村口，去高速路做一天零工。他学着砌边沟，或者与人合力抬走1000多斤的石头。
“都是肩扛的活，特别累。”这个身高只有1.6米的男人说。不过，一天做上10来个小时，他能赚到80元钱。有时，县城的小装修队找他去做临时工，一天也能赚上75元。
可并不是每天都能等来这样的活计。闲时，汪正年就随母亲走进梯田。地里长着萝卜、娃娃菜和豌豆尖。他们将三四十斤青菜放进背篓，挤上清早6点的小公共汽车，在农贸市场铺个小摊，以每斤1.5元的价格卖出去。
可是，只要女儿发病，这些用力气换回来的钱，就会迅速流进血袋，输进奄奄一息的树琳体内。
这个家，越过越衰败了。曾多次到汪正年家采访的上海刘行喆还记得，去年春节前，夫妻俩从肇庆赶回老家，还没上山时，就接到老母亲打来的电话，“水都烧好了，你们一回来就杀猪。”
杀年猪，这可是他们一路上念叨着的事，更是农村喜庆的大日子。
但今年，为了给树琳治病，猪早在过年前就卖掉了。今年的年货只有一条鱼，以及稍有富余的亲戚们送来的几块腊肉。
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尝到肉的滋味了。自打树琳带着病回到寨子里，整个家就像是“被掏空了一样”。平日里，他们只能在黑黢黢的灶上烧沸一锅水，烫起豌豆尖，舀一小勺猪油和辣椒就成一餐。
腊月里，1月8日一大早，同寨满叔家杀猪，汪正年带着3岁的大女儿蓝玉过去帮忙。戴着红帽子的蓝玉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还问道：“爸爸，我们家什么时候杀猪过年？”
年轻的父亲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女儿。回到家，他拿出别人送的旧手机，发了一条微博：“我什么时候才能给爸爸、妈妈、小孩这样的幸福？我也是在盼望这一天啊！可是怎么没有。”
女儿出生前，很多人相信她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2月6日，正月十五，上午9点多，汪正年在县医院挂上了号。儿科诊室里挤满了哭闹的婴儿和焦急的家长。这会儿，被彭双芹抱在怀里的树琳倒是很安静，她瞪着眼睛打量着四周，直到一个“白大褂”走近才“哇”一声哭闹起来。
彭双芹知道，女儿“怕死了”穿白衣服的人。每个月，他们都要为她抽血化验和输血治疗。输血的六七个小时里，针头都得插在这个白胖娃娃的额头上。没有病床可供休息，彭双芹和丈夫只能坐在走廊里的椅子上，轮流抱她，喃喃地哄着她。
正是这个女儿的诞生，让全家陷入了绝境。但在树琳出生前，很多人都相信她是一个“有福气”的孩子，她甚至还曾是一部纪录片里“未露面的童星”。
去年春节前，来自上海《东方早报》的一个摄制团队准备为骑摩托车回家过年的农民工拍摄一部纪录片。
曾有评论者用“令人动容的长途跋涉”形容这艰难的归家旅程。10万名农民工，带着老婆孩子和年货从异乡启程，骑着摩托车奔向故乡。广东肇庆境内的321国道上，一天中就会有超过7000人的摩托大*经过。
2011年1月24日从肇庆出发的汪正年，只是这10万人中极其普通的一个。在过去一年多里，他在建筑工地搅混凝土，彭双芹则在鞋厂车间里做工。他们与另外两户同乡一起，准备骑三辆摩托车回家过年。
这将是一趟长达1350公里的旅程。
直到纪录片完成后，汪正年才告诉跟拍的，他载回家的，并不只有妻子、一年多攒下的7000多元积蓄和一个鼓鼓囊囊的红色旅行袋，同时还有妻子肚子里刚刚孕育了两个多月的小生命。
这对年轻的夫妻还记得，突然发现的怀孕并没有让他们改变原定的回家计划。摆在面前的现实不容许他们选择更安全的旅途：如果乘坐长途客车，两人要花掉1000多元；而骑摩托回家，只需不到300元。
除了肚子里的孩子，在老家，大女儿蓝玉已经两岁多了。
蓝玉在肇庆出生，但7个月大就被送回石阡。家里没有电话，每周两次，60多岁的奶奶抱着孙女到更高坡上的堂嫂家，等着汪正年把电话拨到这里，短暂地聊上几分钟。
“非常想念她。”年轻的父亲有些哽咽，“希望回去的时候她长高点，会叫爸爸妈妈了。”他露出了向往的笑容，可同时，泪水也涌到了眼眶。
但他们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如果将蓝玉留在肇庆，就意味着双芹要放弃鞋厂的工作和一份并不丰厚的收入。他们心里存着很多长远的计划：尽力多赚钱，先把结婚时办酒席、嫁妆欠下的4万元债还清，节俭着过日子，将来就可以攒钱接蓝玉到教学质量更好的广东上学。“书读得多些，女孩将来做工、生活都容易些。”汪正年说。
可就在他们离家的日子里，蓝玉曾溜出祖母的视线。那次，一只滚烫的烧火钳被碰掉了，烫在小女孩的脸上。褐色的疤痕如今仍像个洗不掉的印记，长在蓝玉的右脸上。
为了多赚钱，前一年的春节他们并没有回家，也没有看见孩子。
不过，2010年是一个好年，他们还清了债务。“心里特别高兴嘛，可以看父母和小孩了。”在纪录片里，汪正年说起家乡时，高兴得笑出了声。
带着他们的全部积蓄，和一个仍在母亲体内的小生命，他们终于要回家了。
娘胎里的漫漫险途
但这是一段极其危险的旅程。他们将从白天骑到黑夜，从这个国家的富庶之地区骑到贫穷的山区，从平坦的公路骑到积雪结冰的盘山道。
汪正年比任何人都清楚路途的危险。在以这趟旅程公里数为名的纪录片《1350km》中，他对着镜头笑了一下：“家里人只是盼望着你今天出发了，后天就到家了。但自己却还不知道后天到不到得了家。”
在回家的10万人里，有人不幸死在了这条路上，也有人到家时整整瘦了13斤。汪正年载着妻子和还未出世的女儿，他知道自己得更加小心。
出发前，侄子送给他一个“低音炮”和一个MP3。汪正年兴致勃勃地下载了几首“提精神的歌”，比如《财神到》、《上海滩》。可这震天响的音乐快要让孕妇双芹烦死了，“耳朵差点听爆了”。
不过，吵闹的歌声并没有伴随旅程太久。气温越来越低，两边的树枝已经挂上白色的冰挂，就连头盔上也结满冰碴，汪正年不停地抬起手蹭着鼻涕。在结冰的路面上，他们不停地摔车。音箱很快就被摔得没了声响，随后，为过年特意买的新衣服也被划出了口子。
如今，人们很难从这部纪录片中看出，被羽绒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彭双芹怀有身孕。但每到摔车的“那一分钟”，汪正年就会猛地担心一下。一路上，孕妇双芹已经数不清自己多少次摔在冰面上。
当发现妻子靠在自己背上睡着时，汪正年担心地停下车。
“不要睡着了，哎？”他回身敲了敲妻子的头盔，“咋个样？咋个样？饿了是不是？”
彭双芹并没有回答，但她睁开了眼睛。摩托车又继续前行了。
开着汽车一路跟随他们的鲁海涛还记得，前面的3辆摩托车“没完没了地迷路”。他们没有GPS导航，甚至没有一张地图。他们手里只有一个笔记本，其中一页被翻卷了边儿，那张纸上记录着路线图——从肇庆到石阡要经过的地区，上面绝大部分都是错别字。
到了离家只有90多公里的羊场镇，雪下起来了，气温已经低至摄氏零度以下，摩托车几乎只能滑行，妻子们伸长双脚、蹚着地面，试图为车增加点阻力。但这条路还是太危险了。同行的堂哥将妻子送上了60元一位的大巴车。但彭双芹却不愿坐大巴，“那路难走的，陪在他身边才安心。”
原定行程三天两夜，最终在不断的迷路和摔车中被延长为五天四夜。
到家前，汪正年扯掉了脏兮兮的裹鞋布。在县城的市集上，他买了两斤包装漂亮的糖果。然后，他费力地将摩托车推上坑坑洼洼的山路。
已经一年多没见的女儿蓝玉被奶奶拉着，站在泥泞的小路上等爸爸妈妈。她怯怯地看着眼前彭双芹伸出的双手，转回头走了。
回到家，汪正年“怕妈妈心疼”，绝口不提路上的辛苦与危险。他笑呵呵地告诉母亲，“我开摩托车，很高兴，一点都不累，到处可以看世界。”但背地里，他哭了。
那时候，觉得未来很简单，想有点什么，都会有的
为了迎接二女儿树琳的降生，汪正年和彭双芹决定暂时留在老家。
这倒并非一个无奈的选择。尽管离开老家仅仅一年多，但汪正年惊喜地发现自己就快“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电话里父母常常提到的高速公路，正在紧张施工中，“以前觉得山区高速很难通，可现在感觉一下子就要修好了”。八一大街上的木板房如今都变成了砖房，县城里“连十几二十层的楼都有”。在他们开着摩托车经过的一个路口，甚至架起了过去只在肇庆见过的红绿灯。
他并不知道，在某个傍晚，这个“交通要道”曾有失水准地双向同时亮起红灯。石阡的变化，让汪正年感到有希望：“如果有稳定的工作，我也想留在这里，照顾父母和孩子。”
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他很快就在县城谋到了份工作——在家具厂喷漆。刚开始，月薪1500元。因为他干活卖力，工资很快又上调了200元。对于汪正年来说，“这待遇挺不错”。他仅有小学学历，尽管曾专门学过做家具的手艺，但小时候放鞭炮炸断了左手两根手指，在肇庆的大厂里，总是刚到体检这关就被淘汰。
前一页[1][2][3][4]下一页在石阡的日子里，他上午上山砍柴、种地，下午3点钟就骑上摩托车，带着大肚子的妻子去家具厂。他们要在厂里工作到晚上8点或更晚。
“我知道油漆有*。”孕妇双芹说。可现实情况是，正年“一个人根本就抬不动那些家具”，必须有人搭把手。更何况，这也不是什么特殊的经历。第一次怀孕时，她就在家具厂工作，大女儿蓝玉出生后一直很健康。久了，他们已经不再觉得油漆味刺鼻。
本只有一排平房的家具厂规模越来越大，把隔壁的院子都租了下来。这也让汪正年更看到了这一行的希望，“每个月攒下几百块钱，再四处借点”，或许几年后，他也能拥有自己的小厂了。
但当时，这对年轻夫妻并没有在“创业”的具体项目上达成一致。比起丈夫一直念叨着的家具厂，彭双芹认为赶集卖杂货不用承担风险。更何况，“今天不想赶集，就可以待在家里，没人限制我，那多自由！”她一边念叨着，一边笑起来，梳得高高的马尾辫也跟着来回晃动。
“那时候，觉得未来很简单的。想有点什么，都会有的。”年轻的汪正年望着前方回忆。树琳正睡在他背上的背篓里，他必须一刻不停地来回晃动，否则，饱受病痛折磨的孩子就会醒过来，声嘶力竭地哭泣。
对未来生活的美好设想让汪正年和彭双芹充满干劲，以至于树琳出生后不久，家具厂老板为还*债而突然关闭厂子，都没有让他们感到灰心。在那之后，由于再找不到什么令人满意的工作，他们带着小女儿，坐了18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再次来到肇庆。
汪正年回到建筑工地里搅拌混凝土。看起来，眼下的生活和一年前他们离开时差不多。
他们仍旧租住在肇庆城中村一栋二层农民房中。4户人家共用厕所和在小院里随意搭砌的简陋厨房。他们与堂哥家一起开伙，每天7元钱的伙食费，仅够晚上在菜里看到点儿肉末。吃完饭，疲惫的两人就爬上二楼，小心翼翼地避开楼板快要塌陷的地方，回到自己的房间。
即便条件如此简陋，双芹还是认为“城里更好”。在那里，这对年轻的夫妇常常搭乘1元2角钱的公交车去市中心看喷泉。也是在那里，第一次拿到780元奖金的汪正年毫不犹豫地给妻子买了件奢侈品——一枚小小的银戒指。
彭双芹初中毕业时，在东莞打工的表姐回到老家。直到今天，她还记得表姐穿了一身新衣服“在我们家里晃来晃去”。这身衣服让农家姑娘双芹“特别羡慕”，她相信，城市是个好玩的地方。
于是她拒绝让贫穷的父母再供自己读书。她也相信，农村不是自己要待的地方。在她出生之前，6个哥哥姐姐先后夭折，这个女儿自然成了家中的宝贝，从小到大，父母甚至没让她干过农活。终于，这个16岁的姑娘没种过一天地，就一步迈进城市了。
带着生病的小女儿回到农村后，汪家这个媳妇一直没有下地干过农活。亲戚们向她婆婆数落她：“懒，什么都不会干。”回家后，婆婆也*气似地大声说：“累死了，每天就是我在干活！”
双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原本是打算在城市里一直待下去的。
进城后，在鞋厂和纺织厂的高强度工作证明，“出去了就和想象中不一样”。但直到几年后，因为女儿重病被迫收拾包裹离开城市时，双芹仍尽量将一切与那里有关的痕迹带回了老家。比如，一根串着粉红色米老鼠的头绳、几瓶摆在破旧梳妆台上的护肤品，和脚上紫红色的“老北京”牌棉鞋。
回到寨子后，她仍旧不让丈夫在家里随意吐痰，还总是穿着干干净净的黑色羽绒服和窄腿牛仔裤，马尾辫梳得一丝不乱，像是随时要出门的样子。“她爱打扮。”汪正年笑着看着妻子，“我们男孩子就不这样，管她的。”
卖了菜，给妹妹输血
在肇庆，周围的邻居很快发现树琳的异常，“肚子胀大，脸色发*”。汪正年试着用中药给孩子洗澡，却没有一点起色。随后，这个婴儿开始没完没了地呕吐、哭闹，直到嗓子沙哑，只能发出些干涩的哭声。
想着“家里治疗费能便宜一点，还可能报销一点”，三口人回到石阡。可县城的医院无法确诊，他们便借了8000元钱，背着铺盖卷，前往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面八方的病人“像赶集一样”涌向这座医院。汪正年还记得，清晨4点多的时候，医院铁门外就已经挤了两三百人。汪正年背着行李，彭双芹抱着孩子，4个多小时后才挂上号。
几天后，借来的钱就换成了一张又一张写满陌生词语的检验单。2011年10月31日，医院给出诊断结果，树琳患上了由遗传基因导致的重度地中海贫血。想要根治，孩子就必须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而这项开销可能在40万元以上。“那是天文的数字。”汪正年垂着头低声说，“也许我一辈子都挣不到40万，也见不到40万。”
接到诊断书那一刻，彭双芹觉得“天都要塌了”。病房里有太多人，夫妻俩背起女儿，跑进医院一个“黑漆漆的角落”，蹲在地上嚎啕大哭。直到半个多小时后，彭双芹抹了把眼泪，“不哭了，大人要是把身体哭坏，娃娃怎么办！”
小女儿原来叫做蓝会，得病后，汪正年的妈妈在县城街上找了一个算命先生改名。算命的人说，孩子是属兔的，要在树林里长大，就改成了“树琳”。汪正年说自己不迷信，只求孩子能平平安安活下去。
可是树琳活得不容易，她常常整夜不能入睡，汪正年和妻子只能彻夜背起她在屋子里晃动。有时，他们困得将头抵在墙角瞌睡一下，没多久，背篓里的女儿就会哭喊起来。他们只能没完没了地在那个寒冷的堂屋里打转。
汪正年7000多元的积蓄早就耗尽了，如今，他们又欠下1万多元的外债。今年过年前，他们卖掉了家里第二值钱的物件——一头猪。眼下，他们只剩下一头牛了。
这个破败的家庭拼命地想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像样一点：作为装饰，几张白酒、塑料饭盒和猪饲料的包装纸被贴在墙上；牛棚柱子上的红纸条写着“水草平安”；蜂箱上也贴着一张写着“蜂王兴旺”的红纸条。
可是进到屋里，除了作为双芹嫁妆的一台电视，再没有一样家用电器。别人家挂着腊肉的地方，汪家挂着两串玉米。
一家六口常常只能凑出几十元现金，没有一分钱存款。
在微博上，汪正年记录着眼下的窘境：1月2日，老母亲卖菜得来的35元钱都给树琳输了血；1月3日，快过年了，他想给蓝玉买件65元的衣服，可钱不够，最后，只买了5角钱的气球；2月8日，“我这几天一直在感冒，天天吊针，医生说还要吊几天才好，我一天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女儿又在病中，我一天好着急啊，我要快点好起了啊，女儿还在等着我去给她挣钱治病啊。”
亲戚们告诉汪正年，“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提高一些重大疾病的报销额度。根据2011年下发的《石阡县人民*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石阡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策的通知》，14周岁以下儿童重大疾病可按医疗总费用的70%补偿，最高补偿限额30万元。
这听起来像是个顶好的消息。但随即汪正年再一次陷入失望之中，那份文件同时规定，“重大疾病”仅包括儿童白血病及属于先天性心脏病的6个病种。
这个农民背着孩子，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县城的“合医办”，请求他们帮助将“重度地中海贫血”也纳入重大疾病的范围。目前从这间办公室传来的最新消息是，这种罕见病很可能将在今年3月份后被列入重大疾病范围。
希望只是变得近了一些，这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仍必须为女儿凑出10多万元的医疗费。
就在这些困境之中，似乎蓝玉也跟着长大了。她开始学着爸爸的样子帮奶奶摘菜。
“明天我就要去卖菜了。”这个短头发的小姑娘坐在小板凳上，挥舞着手里的菜叶，“卖了菜，给妹妹输血！”
一旁的汪正年愣住了。他曾经希望在肇庆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看着蓝玉和树琳蹦蹦跳跳地走进学校，让她们好好读书，甚至“考上大学”。可眼下，他离他向往的生活越来越远。
汪正年同辈或晚辈的年轻人仍在外地闯荡，他们或者在县城架设宽带，或者在广东的建筑工地背水泥砂石。其中干得最好的一个，已经在贵阳开了间小小的食品加工厂。
在这座60多户人家的寨子里，如今，汪正年和彭双芹成了仅剩的年轻人。
返乡路上总有苦楚
就像汪家的故事一样，谁也说不准，变故是否会突然缠住那些在远方打拼的人。村子里，汪家并不是唯一一户因疾病而在贫困线上下浮沉的人家。
正月十五那天夜里，鲁朝*一家五口回到石阡。因为长途汽车中途抛锚，他们比计划晚了一天。
鲁朝*是汪正年的姐夫，也在肇庆打工。去年春节，他与汪正年一起骑摩托车回到老家。不过，当时鲁朝*并没有带上老婆和孩子。要不是为了给摩托车办一个贵州牌照，他不会返乡。事实上，到去年春节，他已经离家整整10年了。
“10年了，石阡变样咯，真变样咯。”在纪录片《1350km》里，鲁朝*的声音有些哽咽。
但是10年没回来过，他甚至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了。他家那砖木结构的房子已经塌了，只剩残骸还瘫在院子里。不过，他很笃定地告诉纪录片拍摄者，自己、妻子和3个孩子都将一直生活在肇庆。前几年，他也把母亲接到了那里，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们就算是迁到广东了。
可是意外很快就来了，就在今年春节前，他年迈的母亲患上腰病，“很难治，只能带回老家来”。
他们带回了全部家当：4个鼓鼓的编织袋，一辆已经没油的摩托车，以及打工十几年攒下的几万元钱。
对于石阡县城来说，他们到的那天是今年春节最后一个热闹的夜晚。载着烟花的卡车走走停停，天空中亮起绚丽的图案，四处是炸响的爆竹。鲁朝*一家被堵在路上，每个人都兴冲冲地看着车窗外的焰火，只有11岁的大女儿别过脸去，一眼也没看。
“石阡过年热闹，还是广东热闹？”旁人问她。
她一个字也没回答。
汪正年的母亲也曾病过，肺病。身在广东的儿子拼命赚钱，然后把钱全部寄给母亲治病。那年腊月二十四，在连续赶工3个通宵后，他坐上了回石阡的长途汽车。可冰雪封道，车开到镇远县就再也走不动了。
尽管距离老家还有60多公里，但为了尽快见到病中的母亲，汪正年决定走回去。
他脱掉了回家前特意买的55元钱的皮鞋，小心地包好，然后穿上了在镇远买的解放鞋。他在冰雪中没完没了地摔跤，夜里借宿在农民家里，花钱买点吃食。在森林里的一条岔路前，他找不到人问，迷了路，因此又耽误了好几个小时。
汪正年足足走了两天，才回到家。雪还没有停。当他走到大门口时，妈妈正等在院门口的樱树前，他腿一下子软了，跪倒在齐膝高的门槛外。
“那一次，我就在想，为什么我的命就这么苦？”他说着，眼泪吧嗒嗒地淌下来。
那是2008年的冬天，雨雪冰冻灾害袭击南方多省，成千上万的返乡者被困在路上，汪正年只是其中普通的一个。
眼下，鲁朝*一家回来了，可汪正年还在犹豫自己要不要走出去。江西的工友打来电话，劝他过去打工，至少比守着菜地的收入高。他也明白，亲戚们已经被来回借过几圈了，钱一没，树琳挨不住往后的日子。
正月十五当天，在县医院的检查结果让这对焦虑的父母暂时定了定心。小树琳的身体状况不错，这天不需要输血。汪正年钱包里的400元，可以让这个家庭再撑过好一阵子。他想去县城的菜市场买点菜，让父母和孩子在元宵节好好吃顿饭。可是，菜市场的档口已经关了。
那天下午，有人问他，“如果未来一分钱都没有了，你怎么办？”
这位年轻的父亲回头望了望背上的孩子，“我在一天，就有她一天。我们得活下去。”
一切正如他在微博的个人介绍里写下的那样：“我叫汪正年，家住贵州石阡。我刚出生的女儿得了重度地中海贫血，无论如何，我要留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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