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期,北美大平原遭遇了世界史上的一次严重的人为的灾难。狂飙突进的美国西部大开发,推行了错误的宅地政策,再加上战时需求推高了小麦价格,刺激人们不计后果地翻耕大平原,剥光了那里千百年来固定土壤、抵御风蚀的植被。最终,前所未见的沙尘暴席卷美国西部,还波及了芝加哥甚至纽约。
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是在南部大平原上长大的。《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就是关于-年间的毁灭性时代的纪录,既是一部大平原的通史,也是对两个特殊的尘暴地区——俄克拉何马州的锡马龙县和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的集中研究。沃斯特说明了造成了大萧条的同一个社会如何酿就了尘暴,而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又如何未能捕捉住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他还特别注意探讨前面提到的那些情况今日依然存在,以及它们是否有可能再次带来甚至更为严重的危机。《尘暴》表明,从一种生态的角度可以对我们的历史,以至我们的未来做出怎样的解释。
本文系《尘暴》“25周年纪念版后记”,[美]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年8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25周年纪念版)
在成长于大平原的过程中,我从一些零散的事实中了解了自己的历史。祖父墙上的老脱粒机的照片、电视黄金时间里风靡一时的赶牛和牛镇的故事、父母曾带我去过的恶名昭著的道奇市——那里埋葬着还穿着靴子的枪战者、以及鲍尼若克——印第安人在那里目睹白人的大篷车队进入圣塔菲小道。后来我从书中发现了一个比这些零星事实更有逻辑联系,但并非更重要的边疆拓殖传奇:铁路、宅地者和冬小麦。然而,从来没有人解释过草的价值。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大平原是自然形成的大草原,它经历了千百万年,是大自然成功的印记之一。进化使大草原从几乎最长的旱灾中幸存下来。在地面上,它们可能看起来是杂乱和枯死的,但在地下,它们有交错纠结深入地下的多年生的根系,具有非凡的再生潜力。在面对自然灾难的恢复能力上,草是无可比肩的。在铁犁来到之前,所有其他的生命形式都依赖这种恢复能力;而且正是草使得生态共同体成为可能。
在我离开家,离开堪萨斯之后,而且是在游离于历史学科的界限之外的时候,我才开始从草的角度来看我所在地区的历史。我从保尔西尔斯、蕾切尔卡森,以及奥尔多利奥波德这样的生态学家那里学得了很多知识。在他们富于远见的知识的吸引下,我着手写了我的第一本书——关于英国和美国生态学的历史。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不仅发现了尘暴——它们在我孩提时代所听到的故事中几乎从未出现过,而且还发现一些曾经生活在大平原的世界生态学的先驱者,甚至在人们完成了开垦之前,就已经在研究当地的草原了。在农场主的头脑里,“除了草,什么也没有”。但是在科学家看来,“这儿”有一个这个星球上伟大的生命进化故事——一个生态独立性和复杂性的历史。
在我成长的时期,进化是一个肮脏的词。它是一个禁词,是与不信教的查理达尔文相联系的,尽管其著作已出版了几乎一个半世纪,其理论却不能以正当的理由被大平原的许多人所接受。事实上,在大部分市民中,所有这些伤风败俗的带“e”的词——进化、生态学和环境(evolution,ecology和environment)都是被用一种嘲笑的口气或不可告人的低语来谈论的。它们被看作是某种异端教义,虔诚的头脑肯定是要坚决反对的。然而,没有生态学、进化论和达尔文的生物学的知识,有谁能真正了解大平原的草及其更深刻的历史呢?
如果说,在大平原的成长经历使我忽视了这个地区的自然现实,那么它也使我忽视了另一个带“e”的词:经济体系。不错,在我的青年时代,我们一直在谈论经济问题——挣钱过日子,发现自己的机遇,积累财富。但是,很少有人对我们自己嵌入其中的这个经济体系有一种真正系统的深刻而富有见地的理解。我们对经济学和对生态学的复杂性一样幼稚无知。
我们知道,上帝曾让我们到这儿来制服这片土地。他赋予我们他在创世纪中的最严峻的任务之一;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指导就可以完成这项使荒原变为实在利润的任务。
遗憾的是,离开家乡并在著名研究院受到正规教育,并未能完全纠正我对过去的肤浅理解。直到几十年前,大部分专业历史学者都没有受过良好的生态学或经济学的教育,他们也很少想到其间的相互作用。他们普遍教授的经济学都是片面和缺乏系统的。作为政治上全方位的“进步主义者”,他们懂得,“商业”使国家财富获得巨量的增长成为可能,但同时也要付出日趋紧张的社会代价,伴随着混乱和不公正。他们孜孜不倦地梳理档案,述说挑战美国企业文明的历史,那是关于各种各样改革运动的历史。他们撰写了大量关于管理和控制的政治学著作。但是,相应的与环境有关的经济体系的著作——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非社会之内的关系,则极少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