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以民国初年围绕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主张的*治辩论为中心，从这一主张的命运起伏来讨论中国现代*治转型问题。康有为以孔教会为平台来介入**竞争的方式，是一种宗教的**化现象，可称为跨越**边界的宗教。除反对立国教外，袁世凯阵营的尊孔论述对康有为尊孔思想的要点都有所援引或呼应，包括以孔子太平大同之义作为共和时代尊孔的理由、俗本*末论和教俗不可变论等。至新文化运动时期，康有为的大同立教论第一次被系统性地批判和否定，并被视作帝制和专制思想的文化基础。本文认为，康有为指出的*教双轨疏离意义上的“*教分离”趋势，是现代社会相对于古代社会的重大变化。康有为意识到回到*教相谐的传统时代是困难的，因此只能在*教双轨疏离的基础之上继续探索，而这又进一步推动了从传统的“*”“教”相谐向以“教”领“*”的*治转型。
本文原载于《开放时代》年第6期，感谢张翔老师授权保马推送。
共和与国教
——*制巨变之际的“立孔教为国教”问题
文/张翔
康有为
一、引言：“大同立教”、国教问题
与共和的道德基
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等人在辛亥革命之后推动立孔教为国教，是中国近代以来少有的以“国教”为中心议题的*治现象。中国儒释道三教源远流长，但中国的传统是世俗国家与世俗文化形成“大一统”，各种宗教和平共处，“三教合流”，这与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长期陷于宗教战争的*教关系状况有根本的区别。[1]按照王韬在《原道》中的论述，与西方国家“以教统*”不同，中国是“以*统教”。[2]在漫长的帝制时期，儒教一直不是一种建制性的宗教，士林领袖并非在世教主。中国的一些区域例如西藏曾有*教合一的地方性*权，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曾建立*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权，但中央王朝向无设立国教的传统。
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构想的主要依托，并非中国传统的*教制度，而是中央王朝尊崇儒学的悠久传统。不过，即使执*者如民国初年的袁世凯那样尊崇儒学，由于有诸多途径宣扬儒学，未必愿意“画蛇添足”地设置可能成为制约自身权力的国教会；如果执*者不再尊崇儒学，立国教更无从谈起。“立孔教为国教”议题曾在民国初年的国会和社会舆论中引发辩论，年张勋复辟失败之后，此一议题的影响力迅速衰微，乃至在中国的国家*治议程中销声匿迹。尽管康有为立孔教意在张扬儒学传统，但立孔教为国教并不合乎中国的*治传统，这是康有为的立国教设想无法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有关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研究中，有一个明显的矛盾现象一直被忽视：虽然康有为反对袁世凯复辟，袁世凯也反对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但在袁世凯筹划复辟期间开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将康有为与其主张的孔教作为反复辟运动的首要论敌。运动的主将们认为，康有为提供了袁世凯尊孔复辟的思想资源，他主编的“《不忍》杂志，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3]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对康有为与袁世凯复辟的关系，会有这种看起来矛盾的论断？这一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得到清晰的梳理。
以往对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构想及*治努力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康有为鼓吹立孔教以及立孔教为国教，是历史的倒退，对这一*治现象给予简单的否定。这一倾向多见于20世纪中后期的研究。二是认为，立孔教为国教，可为儒家文化的复兴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础，康有为的国教设想仍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近年来相当部分有关康有为国教论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包含了对康有为的孔教论与国教论的同情。这两种研究倾向共同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对孔教的历史价值给出判断。
以往有关康有为孔教观的研究，无论持否定还是同情的态度，对康有为与复辟意识形态之间关联的理解，深受新文化运动对康有为与复辟关系论断的影响。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确凿地证实了新文化运动此前对康有为与袁世凯复辟关系的批判并非无的放矢。这一判断对后世的影响很深，使得后世研究者很少更进一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