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做了父母的人或许有这样的经历，孩子持续发热，吃药打针效果不甚明显。可是当作受惊吓治疗，被掌握特殊技能的人安慰几句，或烧上几张黄裱纸，效果立竿见影。本文无意于介绍巫觋之术，只是因为多数人都搞不清其原因，但它又确实是现实中存在的现象，这些蒙着面纱的“奇异”现象姑且称之为“神秘文化”。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它反映了积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书中多次涉及“神秘文化”，这些神秘文化，有的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荒唐可笑，是无稽之谈；可是也有不少现象，用现代人目前的科技手段，尚且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它们深深地积淀于中华文化之中，甚到成了中华文化基因里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要素，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广泛而且深远。
经细心梳理，共发现《儒林外史》涉及到的神秘文化有十种，他们分别是：解梦、扶乩、相面、八字、走尸、怪兽、风水、算命、拆字和科场鬼怪。
首先，说说解梦，“梦”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只要在百度里输入“解梦”二字，瞬间就会显示找到八千三百多万条相关信息，平时人们最熟悉的《周公解梦》就是通过梦中境象来预测未来的“学问”。解梦古来有之，李白就有诗句“忽复乘舟梦日边”，从这句诗引用的典故中，可知商汤之时人们就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解梦学说，当然这个故事是否真实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儒林外史》涉及的“梦”有两次，第一次“梅玖之梦”，梅玖考中秀才之后，他说，“就是侥幸的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梦见在一个极高的山上，天上的日头，不差不错，端端正正掉了下来，压在我的头上，惊出一身的汗；醒了摸一摸头，就像还有些热。那时不知什么原故，如今想来，好不有准！”这次的梦是他事后说出的，到底是否不可信，很难说得清。书中讲，听众便有执怀疑态度的。从“解梦”的角度来讲，梦见日头，乃是非常之梦，依阴阳旧说，日为阳，落到头上自是吉兆，再加上“梦日边”的传说，就更有意思了。
“梅玖的梦”是配角，真正要说的“梦”是王举人王惠的梦。
王举人笑道：“说起来竟是一场笑话：俺今年正月初一日，梦见看会试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说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玫。弟正疑惑我县里没有这一个姓荀的孝廉；谁知竟同著这个小学生的名字，难道和他同榜不成？”说罢，就哈哈大笑起来道：“可见梦作不得准！况且功名大事，总以文章为主，那里有什么鬼神？”
他的梦的的确确在后文中完全变成了现实，而且毫厘不差。即便是多年后荀玫中第三名进士都完全与其一致。这个梦运用现代的科技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有点离谱。《儒林外史》是小说，作者为增强文章的可读性，有其自由发挥的权利。毕竟写小说的人，弄得神秘点，更有看点。至于现实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情况，就很找到了。
梅玖的梦说得真，煞有介事；王惠的梦说得虚，自己调侃。可是王惠梦想成真，梅玖后来参加乡试时引起学政范进的不满，要不是提及周进，就被赶出了，可见对这种神秘的“梦”文化，吴敬梓先生自己也未必真信。
当然，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之梦不在其列。
第二，《儒林外史》提到了一种神秘文化“扶乩”，最早知道这两个词是在《红楼梦》中，上初中时，语文教材里节选了葫芦僧乱断葫芦案的故事，其中提到了这个词；后来，读《红楼梦》时，又见到妙玉扶乩。二者一真一假遥相呼应，煞是好看。《儒林外史》中会扶乩的人是陈礼陈和甫，第七回中他主动拜见新中进士王惠与荀玫，向二人推销自己的成功案例。二人听了半信半疑，于是陈和甫现场操作，竟请来了关圣君。王惠得到的乩词是调寄《西江月》：
羡尔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鲜红。
大江烟浪杳无踪，两日黄堂坐拥。
只道骅骝开道，原来天府狡龙。
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盏醇醪心痛！
王惠的判词与其后的经历完全吻合，这正是小说中扶乩的神秘之处，让人读后都惊叹不已，可见吴敬梓先生对扶乩这种极为神秘的东西，并没有多少排斥之念。
荀玫的乩词就神秘多了，给这个少年及第的幸运儿三次都批了同一个字“服”，这个理解起来难度就大了，除了较近的文字里母亲去世要服孝外，荀进士的戏分太少了，主要是当道具出现，最后坏事儿，也是从别人口中说出，到底与这“服”字有没有关系，尚待进一步考证。
扶乩，是一种请神请仙的神秘活动，它底有没有依据呢？这需要找出确凿的证据，能证明神的存在，它才有立足的根基，而中国的神仙谱系又是个不断发展变化与演进的开放性体系，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神的真正存在，所以“扶乩”目前只能被列入“迷信”之列。
第三，说一说相面，《儒林外史》中提到“相面”最多的情节是第十六回“大柳庄孝子事亲，乐清县贤宰爱士”，大柳庄的潘保正见到匡迥相貌非凡，判定他定非池中之物，必能飞黄腾达，所以极力关照。匡迥家中失火后屡受潘保正照顾，才得以渡过难关；他又在潘保正的介绍之下结识了自己一生的贵人李本瑛。匡迥虽然前期人生坎坷，甚至做过像陈世美一样的恶行，但最终成了贡生，这也算潘保正没看走眼。
相面之说，古已有之，楚汉相争之际，谋士蒯通即以观背之言劝韩信反汉自立。据说早在氏族时期相面之学就比较成熟，《汉书·艺文志》就有《相人》二十四卷。唐朝取士标准“身言书判”，“身”放在第一位。民间也有《麻衣相法》《水镜神相》《柳庄相法》等相术之书流传。清末，理学大师曾国藩也是相人大师，他著有《冰鉴》一书流传于世。
相面之说是说是否有依据，不敢妄下结论，但古语有训“相由心生”，确由其深刻道理，从一个人的外在气质，看他的内心世界，也并非很难之事。古时，信息工具不发达，人们能见到的人有限，有时还会出现对面相见不相识的情况。对那些知名度高的人，往往附会些异相，以示他迥于常人，这也是相术之士惯用的手法。比如，朱元璋到底长什么样，民间就说法不一。
拥有一副好的皮囊，在社交方面的确占有很大的优势，一般而言，第一印相给人的影响相当大。交往初期，先入之见会影响到以后人际关系的走向。所以，初次见面时，大家应当注重仪表，虽然不能改变自己的面貌，但可以使自己更整洁干练，给人留下美好印象。
《儒林外史》中的洪憨仙，就是善于化妆的高手，他本来与凤四老爷是同门，偏偏要扮得仙风道骨用来骗人钱财，吝啬之至的胡三公子，差一点就落入其彀，他大概就是掌握了“相法”之妙义吧……这个故事给人的启示是：与人交往，不但要观其形，听其言，更要重其行。
第四，再说说“八字”，我国古代历法采用的是阴历，即月历，用天干地支纪元法，“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称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称为十二地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两者按固定的顺序相互配合，组成了干支纪元法。年月日时均用干支记录，这样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就被表述为XX年XX月XX日XX时，八个干支就构成八字，因为它们天然被分成四组，被称为“四柱”。古人就根据“四柱”“八字”的阴阳相生相克来判别某个人一生的运势。据说唐代的袁天罡将其简化为“称骨算命”法。
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与蘧跣夫合婚时就请陈礼看了八字。其实，就是现在社会，好些人也还是讲究“八字”，在子女大婚这际将孩子的八字与对方匹配一下，看看是否合适。
吴敬梓先生信不信八字呢？他在第十七回设了这么一个情节，或许能对其观点探究一二。
浦墨卿道：“这位客姓黄，是戊辰的进士，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郭县知县。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与。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因他来浙，就写一封书子来会赵爷。赵爷那日不在家，不曾会。”景兰江道：“赵爷官府来拜的也多，会不着他也是常事。”浦墨卿道，“那日真正不在家。次日赵爷去回拜，会着，彼此叙说起来，你道奇也不奇？……”众人道：“有甚么奇处？”浦墨卿道：“那黄公竟与赵爷生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时！”众人一齐道：“这果然奇了！”浦墨卿道：“还有奇处。赵爷今年三十九岁，两个儿子，四个孙子，老两个夫妻齐眉，只却是个布衣；黄公中了一个进士，做任知县，却是三十岁上就断了弦，夫人没了。而今儿花女花也无。”支剑峰道：“这果然奇！同一个年、月、日、时，一个是这般境界，一个是那般境界，判然不合，可见‘五星’、‘子平’都是不相干的。”
他或许是借这几个人的口，来说明八字之说没有依据，至少他在怀疑它的不可信性。这同他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关，我们无可厚非。可笑现在很多做父母的，为图孩子生下来有个好八字，竟凭借现代的医疗条件，人为控制孩子的出生时间，岂不谬哉？
说到“八字”，有时人们会理解这就是算命，其实算命的方式有很多。一般而言，算命之人将“八字”认为是命宫，人一生下来，大数已定，一般不会改变，算命是将“八字”与“易经”结合，通过六爻八卦测算人的流年运气，它是一个相当复的系统，此处不赘述。
第五十四回陈木南去见聘娘的时候，一个瞎子正在给她算卦。情形如下：
才进了来宾楼门，听见里面弹的三弦子响，是虔婆叫了一个男瞎子来替姑娘算命。陈木南把人参、黄连递与虔婆，坐下听算命。那瞎子道：“姑娘今年十七岁，大运交庚寅，寅与亥合，合着时上的贵人，该有个贵人星坐命。就是四正有些不利，吊动了一个计都星，在里面作扰，有些啾卿不安，却不碍大事。莫怪我直谈，姑娘命里犯一个华盖星，却要记一个佛名，应破了才好。将来从一个贵人，还要戴凤冠霞帔，有太太之分哩。”说完，横着三弦弹着，又唱一回，起身要去。
这个瞎子算卦纯是姑妄之言，毫无根据可谈。而且还谈到他们的生意都被陈和甫给抢走了。从这个对话可以推测出瞎子们算卦的水平，难以让人恭维。八字算命是中国神秘文化里极为重要的元素，大到婚姻大事，小到流年运势，均能看到它的身影，它深入人心，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从书中可看出吴敬梓先生对它持辩证怀疑态度。
《儒林外史》中也提到测字这个行当，匡迥作过，但从他的经历来看，无非是糊弄碗饭吃，其预测的功能接近于零；致于陈和甫的儿子也拆字，他是个酒肉穿肠过的烂人，更难说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了。吴先生虽然对这个职业进行了描述，但更多的却是对它的嘲笑与讽刺。
第五，诈尸与怪兽，这两种现象玄之又玄。怪兽很早就有相关的传说，据说“年”就是一种怪兽，每至冬季就降临人间，暴虐贪婪，嗜杀成性，给人类造成的危害极大。类似“年”的怪兽，古代文献中有比较多的记载，像《山海经》《淮南子》等均可寻到。《儒林外史》在郭孝子寻父的途中多次提到“怪兽”，有名字的是“罴九”，还有一个凶兽不知何物，残忍异常，武力值极高，可是死得却不明不白。
那东西浑身雪白，头上一只角，两只眼就象两盏大红灯笼，直着身子走来。郭孝子认不得是个甚么东西。只见那东西走近跟前，便坐下了。老虎忙到坑里去寻人。见没有了人，老虎慌做一堆儿。那东西大怒，伸过爪来，一掌就把虎头打掉了，老虎死在地下。那东西抖擞身上的毛，发起威来，回头一望，望见月亮地下照着树枝头上有个人，就狠命的往树枝上一扑。扑冒失了，跌了下来，又尽力往上一扑，离郭孝子只得一尺远。郭孝子道：“我今番却休了！”不想那树上一根枯干，恰好对着那东西的肚皮上。后来的这一扑，力太猛了，这枯干戳进肚皮，有一尺多深浅。那东西急了，这枯干越摇越戳的深进去。那东西使尽力气，急了半夜，挂在树上死了。
写它们大概是为了渲染郭孝子寻父之艰难，以更加凸显他的忠孝。也可能是为后文萧采萧云仙的出现张本，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自然会孕出超世之才，当然这只是一点妄测。
“怪兽”现象应当是人们对未知领域的恐惧与不安的体现，“百慕大”是个神奇的地方，传说那里就有怪兽出没；十多年前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奥特曼》，每集里面都有怪兽降临，这也是人们对未来社会的不可预见性的焦虑的表现。当然上述怪兽与《儒林外史》里的怪兽不相干。
致于“诈尸”，只是在传说中听说过，在林正英的捉鬼的影视中见过，还有就是在湘西文学中见过赶尸之说，具体是什么情况，不真不了解。第三十五回庄绍光辞官离京途中遇到“走尸”，也只是当作离奇的事情写在文中，尚未悟出有何深意。
这些奇异怪特的事情，是不足为信的，聊供人解闷解颐尚可，若信其真有，则岂止谬以千里。
第六，书中多次涉及到“风水”，风水即堪舆，同八字算命一样，是中国神秘文化时的核心要件之一。《儒林外史》提及“风水”主要集中在第四十四回、四十五回。最精彩的地方是迟衡山论风水：
“先生，只要地下干暖，无风无蚁，得安先人，足矣。那些发富发贵的话，都听不得。”
“有一首诗念与先生听：‘气散风冲那可居，先生理骨理何如？日中尚未逃兵解，世上人犹信《葬书》！’这是前人吊郭公墓的诗。小弟最恨而今术士托于郭噗之说，动辄便说：‘这地可发鼎甲，可出状元。’请教先生：状元官号始于唐朝，郭噗晋人，何得知唐有此等官号，就先立一法，说是个甚么样的地就出这一件东西？这可笑的紧！若说古人封拜都在地理上看得出来，试问淮阴葬母，行营高敞地，而淮阴王侯之贵，不免三族之诛，这地是凶是吉？”
武正又用一事例为佐证，即施二先生信风水以致瞎掉双目的故事，风水之说扑朔迷离，似水中捞月，难得其实。
又提到余敷、余殷二人尝土辨风水，这更是闻所未闻，想必也只是弄个噱头，故作神迷罢了。他们还说“荷花出水”穴情，想必也是指物命名的无稽之谈。
从几段文字我们略可看出，吴先生对风水之论信居少，讽居多，并暗示人们没有必要为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竭虑殚智。现在想想，若真的风水之论成立，那就该有永恒的王朝，永贵的家族才对，那“富不过三代”的谶语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七，最神秘地莫过于科场鬼文化，“子不语怪力乱神”偏偏《儒林外史》中，将为国家选拔人才的神圣的科场渲染得阴森恐怖。
布政司书办跪请三界伏魔大帝关圣帝君进场来镇压，请周将军进场来巡场。放开遮阳，大人又行过了礼。布政司书办跪请七曲文昌开化梓潼帝君进场来主试，请魁星老爷进场来放光。
每号门前还有一首红旗，底下还有一首黑旗。那红旗底下是给下场人的恩鬼墩着；黑旗底下是给下场人的怨鬼墩着。到这时候，大人上了公座坐了。书办点道：‘恩鬼进，怨鬼进。’两边齐烧纸钱。只见一阵阴风，飒飒的响，滚了进来，跟着烧的纸钱滚到红旗、黑旗底下去了。
当然这两段文字都是汤家老大说出来的，可信度极低，但它们偏偏能证明一点，人们对科场的敬畏之心之重，也说明人们对科场充满了神秘之感。
周进未中之前曾在贡院大哭大闹。前面提到的王惠也说自己文章的最后两股非自己所作，而是五鬼助力。这里面有吴先生对事事无常的无奈，也有对无能之辈取中的嘲讽，也可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三言二拍》也有涉及科场遇鬼的故事，也不足为凭，供人取乐而已。
中国神秘文化由来已久，它源自最初人们对各种奇异物象无法解说，故托之于神灵，它的产生要远远早于龟甲兽骨上的卜辞。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正式将天人感应论置于治国理政层面；干宝的《搜神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也多记载奇异怪特之事；佛典兴起宣扬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也有许多小故事讲些神秘文化。
这些神秘文化逐渐积淀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中，逐渐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当然，伴随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人们对奇异现象的认识会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理性，各种神秘的现象，会逐渐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还原其本来面目。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虽已对很多现象表示怀疑，但他无法拿出证据，只得表现出他的模棱两可的思辨态度。他对有无数事例证明荒诞不经的神秘文化的批判却是毫不留情的。
《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的扛鼎之作，它如实在反映了明清时期社会的风俗人情，特别上反映了那个时期儒林诸人的精神风貌。因为神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元素之一，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书中，今天撰文，对其进行浅薄分析，阐述的是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抛砖引玉，请大方之家多多指正。
“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引用此句与大家共勉。
